丨引言
“教育不应该成为消耗热情的工作。离开体制，不是离开教育，而是为了更专注教育”
Q：很多人觉得高校教师是一份稳定而体面的职业。您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四川音乐学院？
彭老师：当初选择辞职，我心里也有过不少挣扎。毕竟四川音乐学院对我来说，不只是工作单位，更是母校。我今年36岁，我人生的一半是在川音度过的，那里是我音乐道路真正开始的地方。太多的不舍、想说而没说的，到最后反而平静了。我就只是认真地打扫完琴房，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：感恩母校，珍重再会。就再次踏上去北京的航班了。
在很多人看来，高校教师确实是一份稳定、体面、令人羡慕的职业。尤其是你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学习、教学和积累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个位置，突然做出一个“逆向选择”，难免让人觉得可惜和费解。
但对于理想主义的人来说，我总希望把自己最热爱、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。其他和核心目标无关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都是消耗。比如随着工作年限增加，我承担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。
会议、表格、报告、项目、协调……这些事情当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开始发现自己变了。以前上课，我是兴奋的、投入的、充满热情的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会因为疲惫而失去耐心，甚至偶尔会因为学生进度慢而情绪波动。
这种变化开始让我警惕。因为我始终觉得，教育不应该成为消耗热情的工作。尤其是在每周往返北京和成都学习的那段时间，身心消耗非常大。坦白说，如果不是学生真诚的笑脸，以及课堂上那些真实的反馈给了我很大动力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。
也是在那个阶段，我慢慢意识到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不是管理，而是教育本身。如果人生只能专注做好一件事，那我希望这件事是培养人。
所以我选择离开。不是离开教育，是为了更专注教育本身。
“唱歌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，真正支撑它的，是完整的音乐能力结构。”
Q：您从川音附中、本科一路成长，又成为川音首位公派交换的流行演唱专业学生。这段学院派训练经历，对您后来理解流行音乐教育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
彭老师：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，我会选择：系统。
很多人一提到流行演唱，觉得就是把高音练成，做一点舞台表现，然后去考试、去演出。但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年，我越来越发现：唱歌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。真正支撑它的，是一个完整的音乐能力结构。
在学校里，除了演唱课，我们还要学习很多内容：视唱练耳、和声、曲式分析、钢琴、音乐史、舞台表演、合唱与重唱……这些训练会让一个学生明白：音乐不是孤立的声音技巧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感知系统和表达系统。
还有一门课程对我影响很大，就是在德国学到的节奏与律动。大概2014年前后，川音开始逐步强化这方面的教学。当时我们慢慢发现，很多学生音准不错，声音条件也不错，但唱出来总觉得差点意思。后来我们发现，问题往往不在音准，而在律动。比如，我们知道四四拍、四三拍这些基础概念，也知道一些基本节奏型。但真正进入流行音乐以后，会发现远远不止这些。
Swing是什么？R&B里的laid-back是什么？为什么同一句歌词，不同歌手唱出来会有完全不同的松弛感和高级感？为什么有些人唱得很准，却听起来没有“味道”？这些东西很难用一句话解释。它既是理性的知识，也是感性的体验。如果没有律动意识，很多学生最后会出现一种状态：什么都学过，但音乐里没有“神”。
所以后来我越来越相信，音乐教育不是简单地往学生脑子里塞知识，而是帮助他建立完整的音乐感知系统。一个学生不是只要“会唱”就够了。他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唱，听到了什么，感受到了什么，又想通过声音表达什么。
这才是学院派训练真正给我的影响。它不是把流行音乐变得僵硬，而是给流行音乐提供更扎实、更可靠的底层支撑。
“真正好的商业，不是赚钱本身，而是让有价值的事情能够持续存在。”
Q：后来您又选择进入北大和UCL学习商科方向，这和音乐教育有什么关系？
彭老师：这个决定，其实和一次并不成功的创业经历有关。很多人以为我是学音乐学到一半，突然想去学商科。其实不是。
在那之前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项目。当时引进了一些来自白俄罗斯的年轻艺人，希望结合我们在流行音乐教育和艺人培养方面的经验，帮助她们完成从训练到市场化发展的过程。
从专业角度来说，我们并不缺能力。我们知道怎么训练，知道怎么包装，也知道怎么做作品。但项目推进过程中，问题很快暴露出来：资源整合、项目管理、商务合作、成本控制、交付流程……很多事情并不科学。
那个阶段让我第一次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：专业能力和商业能力其实是两回事。你可以把一件事做得很好，但未必能让它健康地活下去。
以前我也会觉得商业有些“铜臭味”，好像一谈商业，就会削弱艺术本身的纯粹性。但后来慢慢发现，真正好的商业并不是赚钱本身，而是让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能够持续存在。这对我后来的教育观影响很大。因为教育也是一样。
一个老师有热情，有专业能力，当然重要。但如果你希望一个教育项目长期存在，希望更多学生受益，希望好的理念真正落地，你就必须理解组织、管理、资源、合作和可持续发展。
最初，我也曾关注伯克利音乐学院瓦伦西亚校区的音乐商业方向。后来因为疫情以及现实安排，路径发生了变化，最终进入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继续学习。北大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学术精神，以及UCL国际化、多元化的学习环境，都进一步打开了我对教育、商业与组织发展的理解。
我去学商科，不是为了把音乐变成生意。而是希望理解：一个组织为什么能够持续运转？一个教育项目如何长期发展？一个好的理念如何真正落地？这些经历后来也深刻影响了共和音乐事务所的成立。
因为共和音乐事务所从一开始，就不是一个只靠个人热情支撑的“小工作室”。我希望它是一种更稳定、更专业、更可持续的音乐教育与艺术服务平台。
04
Q：您在川音推动流行音乐教学改革时，核心想解决什么问题？
彭老师：最初的触动，来自一次排练。
十几年前，学生们在排练一个节目。歌手临时改了一个转音，键盘手停下来不知道该不该跟，鼓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所有人都在学音乐。但那一刻我突然发现：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学过怎么一起做音乐。这件事给我很大触动。
当时学校里的专业训练非常清晰。声乐学生上声乐课，器乐学生上器乐课，创作学生做创作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学习。但流行音乐不是这样发生的。
真实的流行音乐世界里，歌手需要和乐手合作，乐手需要理解歌手的呼吸和表达，创作者需要面对舞台和听众，制作人需要理解作品背后的风格、审美和市场语境。如果各个专业之间缺乏交流，就会出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：歌手抓不准乐手给的口子。乐手听不懂歌手即兴演唱的巧思。乐手之间永远在音量上相互较量。大家都很专业，却很难一起完成音乐。
所以我当时开始思考：能不能让学生从“学专业”，变成“做音乐”？这就是我推动教学改革最初的出发点。
后来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促进融合。当时我推动建立了三个学生社团：器乐社、唱作社、歌舞社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专业，或者想要发展的第二专业，选择加入不同社团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鼓励三个社团之间交叉组队、共同排练、共同创作，最终通过剧目展演的方式呈现。
第二件事，是把考试搬上舞台。传统的琴房考试和真实行业之间距离太远。学生面对两三位老师唱一首歌，当然可以检验一部分能力，但它无法模拟真实舞台。
真实舞台有灯光、有音响、有观众、有搭档，也有各种意外。第一次实战考核时，有学生因为听到贝斯音量太大，紧张到下台就哭。但我反而觉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课。因为学生不可能永远在安全的琴房里完成音乐。舞台就是会有意外。音响就是会不完美。搭档就是可能临场变化。这才是真实世界。
第三件事，是强化实践。我始终认为，流行音乐的本质不是一个人闭门练习，而是一群人共同创造。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社团、剧目、排练、展演，让音乐重新回到人与人的交流之中。
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场改革，我觉得是：从琴房到舞台。从单人训练到团队创作。从考试曲目到完整作品。
05
Q：那几年教改最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？
彭老师：2014年夏天，我们迎来了教改小闭环的最后一步：音乐学生的剧目考试。在舞蹈学院一楼的大教室里，师生们在状况频出中紧张又兴奋地完成了第一次自由组合、自行排练、由我筛选后的多人舞台考试。
那次考试检验了教改成效，也激发了后来几年学生们不断创新、不断优化舞台作品的热情。从那以后，川音附中音乐学生开始周期性地自觉组合、创作、排练节目。在琴房、大练功房、二教大厅内外，都能看到同学们积极排练的身影。
那几年，我作为教改负责人和学生社团管理老师，也非常忙。特别是遇到展演和大型表演前的一两周，基本每晚都要守排练守到宿舍锁门前。学校发的饭卡，也经常被我拿去给社团干部和排练同学买水、买面包。这些都没什么。最无奈的是，压力一大，头发一撮一撮掉。但现在回头看，那是一段非常有干劲、不计较回报的热血年华。
从2014年剧目考试正式启动，到2022年停薪留职去读书，我累计审核指导了超过1200个剧目，覆盖超过6000人次学生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越来越多学生开始跨专业合作，越来越多原创作品开始出现，很多学生也在社团活动中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第二乐器和第二能力。后来，剧目展演逐渐得到校领导、院领导的认可支持。
2017年，以剧目展演为核心的“校园开放日”正式成为川音新都校区重要官方活动之一。这让我觉得，那些努力没有白费。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做了多少个剧目，而是学生开始意识到：自己不是来完成考试的，而是可以成为音乐人。
“教育不能只追求短期结果，它必须有能力托住一个人的长期生长。”
Q：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学生成长案例？
彭老师：有很多。比如2018级学生郑润泽。很多人今天认识他，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，参加过《明日之子》第二季，推出过《瞬》《如果呢》《于是》等作品，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关注他的听众。但作为老师，我更记得他当年在剧目创作的尝试中，决定从歌舞方向转为乐队方向，并开始写歌的阶段。他不是突然“成名”的。而是在学生阶段，就一点点开始形成自己的音乐语言。
还有慕星银乐队主唱，15级的代佳怡，也让我非常骄傲。慕星银是一支来自成都的新生代乐队，他们不设限地融合city-pop、流行摇滚、电子等多种元素，逐渐形成了很有辨识度的音乐气质。
看到他们从校园阶段开始生长出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并且持续走向更大的舞台，我会非常感动。对我来说，这些成果比任何奖项都更重要。因为它意味着教育真的发生了。学生不只是学会了一门技术，而是开始拥有自己的表达，开始在音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这也是我后来创办共和音乐事务所时非常看重的一点：教育不能只追求短期结果，它必须有能力托住一个人的长期生长。
07
Q：您同时也是EMI百代签约词曲作者。职业创作经历对您的教学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彭老师：很多学生以为，创作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：灵感来了，写出来，结束。但真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。
我刚开始接触职业创作的时候，最大的冲击其实来自于“修改”。很多作品不是写完就结束，而是不断修改、不断推翻、不断重来。有时候一首歌改十几版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甚至你最喜欢的部分，也可能是第一个被删掉的部分。
这件事让我明白：职业音乐和业余音乐最大的区别，往往不是天赋，而是对作品质量的尊重。
所以后来在教学里，我也会特别强调：不要急着满意。好的作品不是灵光一现，而是不断打磨出来的。学生必须学会面对修改，面对反馈，面对推翻自己。这其实也是音乐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包括演唱也是一样。有些学生会觉得，我今天唱得不错，老师为什么还要改？为什么一句歌词要反复处理？为什么一个咬字、一个气口、一个律动细节要推敲那么久？因为职业标准就是这样。
好的表达不是“差不多”，而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。这也是我一直希望传递给学生的：音乐不是情绪冲动，它是长期训练之后的准确表达。
08
Q：你现在站在讲台上，你最想教给学生的是什么？是技巧，是态度，还是别的？
彭老师：最大的感受是：世界上优秀的音乐教育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调“标准答案”。
很多国际院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。他们经常问学生：你为什么这样唱？你为什么这样编曲？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风格？而不是只问：你唱对了吗？你弹对了吗？
这两种教育逻辑其实完全不同。前者是在培养创作者。后者更多是在培养执行者。当然，执行能力同样重要。没有基本功的表达，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。但如果只有执行，没有思考，学生也很难形成自己的艺术表达。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重视“表达”与“审美”的原因。
音乐学习不能只停留在正确。它还要继续往前走，走向有意思、有个性、有真实生命力的表达。所以我现在做教育，并不希望把学生训练成某种统一模板。我希望他们能在系统训练中，找到自己的声音。
09
Q：2024年，您在杭州创办了Music Republique共和音乐事务所。能聊聊初衷吗？
彭老师：2024年，我在杭州萧山创办了 Music Republique 共和音乐事务所。
很多人会问我，为什么叫“共和”？因为我一直觉得，音乐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它应该是一群人共同创造的事情。“共和”这两个字里面，有“共同”的意思，也有“彼此协作、共同发声”的意味。而“Republique”这个拼写带有一点复古和欧陆气质。对我来说，它表达的不只是一个机构名称，更是一种更优雅、更有格调的艺术品位。
我们的Slogan是：Where Every Dream To Be Heard让每一个梦想都有机会被听见。
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很多人会觉得，梦想必须足够优秀、足够成熟，才值得被听见。我不完全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每一个认真追求成长、愿意提升自己、愿意真诚表达的人，都值得拥有被听见的机会。
创办事务所的初衷很简单：我希望有一个实体，能把“学院派系统性流行音乐教育理念”真正落地。所以我没有把它命名为“工作室”或者“Studio”。因为我希望它解决的不是单一的流行演唱教学问题，而是更复杂、更全面的音乐专业成长问题。
它可以包含：流行演唱教学、音乐审美与能力培养、升学与留学咨询、录音与音乐制作、艺术项目策划、国际交流合作。
从2025年1月1日迎来第一次正式咨询，到7月份为某大型国企交付第一支音乐作品，再到2026年1月1日上线首张事务所专辑，五四青年节发布首支翻唱MV《Heal the World》，5月底协办川音与MI音乐学院成都站演出……
这些都让我越来越确信：共和音乐事务所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机构。它更像是给我的教育理念找到了一个现实落脚点。未来，我们还会继续做更多有趣、有意义，也真正有质量的音乐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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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为什么会选择与印象教育合作？这和共和音乐事务所的发展有什么关系？
彭老师：我觉得人与人之间、机构与机构之间，有时候会存在一种很重要的东西，叫价值观上的相互识别。
我和印象的合作，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艺考培训机构，也不是因为它有某种单一资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我们在很多教育判断上是相近的。比如，我们都不认为艺术教育只是“考学工具”。升学当然重要，艺考结果当然重要。一个学生在关键阶段来到这里学习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考试。作为老师，我们必须对他的现实目标负责。但如果艺术教育最后只剩下“拿证”，那它的价值就被压得太窄了。
我认同的一种教育，是既要解决眼前的考试问题，也要帮助学生建立更长期的能力：审美能力、表达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、自我管理能力、与人协作的能力，以及面对未来变化的能力。这也是我和印象之间比较契合的地方。他们一直强调“体面人格、独立思想、自由精神”，而我在音乐教育中也一直关注类似的事情。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同。
印象更像是从艺术教育整体和时代变化的角度去表达这件事。而我更多是从音乐专业训练、流行音乐行业、国际教育资源和学生长期成长的角度去实践这件事。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单方面的认同或附和，更像是“道同而相为谋”。
大家各自走过不同的路，但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得出了相近的答案。共和音乐事务所与印象的关系，也是这样。共和音乐事务所提供的是更专业、更垂直、更系统的流行音乐教育能力和行业资源；印象提供的是更完整的艺术教育场域、更成熟的教学管理体系和对年轻学生长期成长的理解。
我们之间不是简单叠加，而是互相补足。我希望把自己这些年积累的学院派系统训练、川音教改经验、国际交流资源、职业创作经验、音乐商业学习和行业实践，真正转化为学生可以感受到的课程、项目和成长路径。
这也是我来到杭州、加入印象，并继续发展共和音乐事务所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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